病痛让卢梭无力承担父亲的责任，他宁愿孩子们健康成长，不愿他们在父亲身边挨饿。卢梭懂得为父之道，晚年忆及旧事恨不由而生，1770年2月又念及五个孩子：“上帝，如果他们有我一样的遭遇，命运将如何，会是怎样的人？工人或农民，在默默无闻中平静地过日子？”[196]在误解与嘲讽中，卢梭日益孤立，他已不认识街谈巷议里的那个人，于是断言世界上有两个卢梭：
我的书在欧洲城市里都能找到，它们的作者却生活在森林里。所有人读我的书，批判我，谈论我，我却不在场……一个卢梭出现在上流社会，另一个却在隐居，两个卢梭没有相似处。[197]
现代人政治身份的基础包括公正的法律、健全的制度、独立的私人空间、相互信任的公共交往、情感与理智的平衡，以及具有道德关怀的医疗体系。18世纪的法国，很少人有独立身份，权力说教和道德说教不断地否定个体的政治实践力。制度缺陷之外，疾病也会消解人的身份，落后的医学将病人推向道德评判领域，他的人格备受质疑，而流言喜欢这样的人格，怎么说都有人信，若遇到驳斥，它的形体更庞大，嗓门更嘹亮，受流言中伤的人开始变形，情感与理性各自走向极端。